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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京过年,他们对生活起了疑心

时间:2021-02-27 09:38来源:网络 作者:舒月 点击:
孙郁和母亲在异乡北京生活了二十年,在昌平买的房子里。 12月31号那天,满朋友圈的人都在跟晦气的2020告别,孙郁象征性地开了瓶红酒。她想说点什么,醒酒间歇,孙郁发现自己对新
孙郁和母亲在异乡北京生活了二十年,在昌平买的房子里。
12月31号那天,满朋友圈的人都在跟晦气的2020告别,孙郁象征性地开了瓶红酒。她想说点什么,醒酒间歇,孙郁发现自己对新的一年没有任何期待。疫情期间,孙郁创业失败,好一段时间没有正经工作。她理智预感自己2021年也不会太好。
事情果然就这么发生了。北京疫情再起,为了防控疫情,回老家过年手续繁琐得几乎无法成行,这对孙郁来说不算特别重要的事,她不见得多愿意回老家。让她感到头疼的是老太太,她告诉老太太消息的时候,老太太正在房子里算计着带什么回去,孙郁的话头让老太太所有算计停下来,她明显看见老太太失望了。
那天起,孙郁和老太太每天面面相觑地在屋子里待着,腊八过去了,房子里什么都没置办。孙郁的失业焦虑还没来,八十岁的老太太先感觉到不安。
“要过年了,你不去挣钱,我们的年还能过去吗?”老太太问孙郁。
“怎么就过不去了?”孙郁想,老太太是担心她孙郁养活不了自己,还是养活不了她呢?股票亏了,创业失败了,但过年那天买一点带皮的猪五花烧一顿红烧肉还是有能力的。
活到四十岁,孙郁经历过离婚、失业、创业失败,好不容易在起起伏伏的日子里淡定下来。老太太说来也算北漂,她跟着孙郁北漂二十年,就“足不出户”了二十年。她没去过天安门,没进过故宫,她崇拜领袖,却一次也没跟着天南地北的人在纪念馆前排过队。她活动的范围在小区五里内,上上下下,走走停停。
有时候楼下保安看她眼熟,想和她热情打招呼,她慌得赶忙一边去。旁人愈热情,她心里愈害怕。
孙郁害怕母亲哪天突然倒在家里头,而自己在外面完全不知道。她在这座城市经营二十年,却没有一个想的出名字的、能在关键时候共同分担的朋友。这让孙郁惦记起老家的好。九十年代的南方农村,不管白事红事,大家伙都亲热。一点事情乡亲们前呼后喊,奔走相告,人情欠下了也不必惦记。孙郁家过去穷苦,想来应该欠了不少人情,她都记不清了,老太太也没同她说过。
千禧年后,孙郁远走北方。老家人提起她,一边羡慕,一边叹气。他们羡慕孙郁在房价大涨前赶上趟,在北京买了房子,同时叹气她的房子不像家,没有老公,没有孩子。
孙郁是新时代女性,不认同老家人以为女人必须婚姻美满、儿女绕膝才是成就的看法。但她有时候也觉得落寞:买了房又怎样,在这里,她是异乡人。
十几年前她试过在北京过年。2008年,湖南遭冰灾,耽误了全国的交通网,许多人因此回不去家。孙郁在天涯上看到广州火车站的帖子,人们带着给孩子买的新鞋,给老母亲买的保健品,大包小包随意瘫坐在车站。
那年,老太太在老家,孙郁一个人在北京的房子里。除夕晚上,孙郁在北京的房子里烧开了水,泡了一桶面。电话里她和老太太绘声绘色说自己正和朋友一起,做了很多菜,开了几瓶酒。大家准备看春晚守岁,晚一点她还要教他们打牌。
老太太什么也没说,就问了一嘴:朋友们一起,可你那边怎么听着这么安静呢?
孙郁捂着脸挂了电话。
13年过去了,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演。这一回是新冠疫情挡住了异乡人回家的脚步。
老太太兴许过不了几个年了,孙郁想叫她高兴点,决定打起精神置办年货,为了老太太好好过个年。她努力回想湖南老家的习俗。一大桌的菜,十几二十个盘端上来,不求色香味俱全,但求看着气派。老家的麻将桌,三姑八姨坐在一起,掏一叠崭新的红钞票摆面前。还有她给子侄辈包的红包,从初一给到十五,那是好大一笔花销。
孙郁以为自己早忘了这些,二十年来,她努力做个城市人。“年”再次把她打回原型。她可以对年不盼望,可一年一年不回去,人生不知不觉就堆积起了遗憾。
就在前几天,她的舅舅,老太太七十多岁的弟弟去世了。在南方湿冷的冬天里,老家响应号召,不大办葬礼,冷冷清清的一口棺材、一身寿衣就把舅舅往山上埋了。老太太在北京的家里嘤嘤抽泣。
“我虽然老了,可怎么也想不到,我的弟弟有天死在前面。”
她掏出手绢,慢吞吞地朝眼角拭泪,孙郁看得心酸。
“但他也算是好的,好歹死在老地方,落叶归根。你说,”老太太转过头看孙郁,“我会不会有天死在北京的房子里,你在外头,却不知道?”
 
小林是孙郁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,过年不回家的消息,小林告诉了远在湖北的父亲。
来北京两年,小林自认和家里保持着很少联系的默契,对各自来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
今天是重要日子,小林升职了,马上要上台讲升职后第一次汇报ppt。她瞟了眼坐在首席的领导,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,此时全神贯注盯着手机。
父亲电话打了进来,小林挂了,父亲又打,她继续挂。
手机屏幕反复亮起,“难道是家里出事了?”小林想。
其实领导和父亲差不多年纪。“倘若他的女儿此时疯狂给他打电话,他会不会放下所有工作去接听?” 小林漫无边际地想。
父亲的来电显示到第13个的时候,小林的电脑刚接上办公室投影仪。她犹豫片刻,盖住电脑,冲出办公室。
“你怎么了?”小林躲进男同事抽烟的楼梯间,压低了嗓子接电话。
“你住在北京顺义?”父亲问。
“是的,怎么了?”
“我给你做了些吃的,寄快递,结果快递员不发。今天我把家附近所有的快递公司联系了一遍,他们说现在北京顺义疫情爆发,被封闭了。外头的东西进不去,里面的人也别想出来。”
小林松了口气,瘫软在楼梯间扶手上:“你就为这么点事给我打电话?没事的。我可以不吃,现在要去开会了”
小林准备挂电话,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。
“我!”
“我只有你一个女儿,你要出去看世界,我不拦你。两年来你也没告诉我你住在哪儿,快递地址还是问别人要的,我才知道你就在顺义,那里疫情这么严重,你还好吗?”
这一连串的问话让小林有点懵。
父亲一辈子没哭过。至少在她面前,他一直严肃的、沉默,像一座山一样不可撼动。几个快递员的话竟让父亲哽咽,小林没有想到,接着湿了眼睛。
年前,北京顺义发生了疫情。起初只有一例确诊,后来确诊了一连串人,紧接着,顺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。
“战时”这个词叫小林紧张。
不过眼下更让她紧张的是,父亲问她到底过的好不好,她该怎么回答。
2020年12月31日,她进入隔离期。那一天,朋友圈里全国各地不同职业、不同信仰的人都在兴奋告别2020 。他们在酒吧、餐厅开怀畅饮或者痛哭流涕。小林在家里,查找前一天在零下十度的天气里排队做的核酸检测报告。
小林明白,自己每天戴紧了口罩,也很少交际生活,不容易被感染,她不慌张。
但身在湖北的父亲母亲不一样。他们年纪大了,偶尔打电话来,小林只说一切很好,说自己正常吃饭和工作,新发地、感染者和自己都没关系。
小林努力隐瞒的一切,父亲母亲还是知道了。对经历过年初武汉一切的小林父母来说,记忆还没有远去,那会一辈子印在经历过的一代人心里。
“别听那些快递员胡说八道,谣言从上面传到下面,芝麻总能说成西瓜。他们夸张了,我等会就去给这些快递客服打投诉电话。”小林顿了顿,觉得这些话可能不会叫他们放下心,只能继续解释:“就是几个中风险地区,以小区为单位封闭。辛苦你们了,都做了些什么?”
父亲笑了,开始给小林介绍菜单。他是厨师,做菜是他的内行。
湖北的藕最好,新鲜的湖藕像少女粉嫩的双臂,和筒子骨炖汤,或者磨碎了做点心,都是小林从小爱吃的东西。
卤味自然是要有的,他每一份装好,做真空包装,给她刷微博看电影的时候做零食吃。
过年,小林家还要吃豆腐揉碎了捏的丸子,滚烫的热气蒸熟后鲜嫩且富有弹性。小林家过年总要吃蛋饺。煎巴掌大的蛋皮,里头包肉或者熟糯米,都是除夕餐桌的仪式感。
不同的食物用不同的包装和运输方式,父亲如临大敌忙活了一整天。
长大后,小林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,喜欢去天南地北的网红餐厅排队。父亲记得小林爱吃的每一道菜,只是她不太搭理。如今,这些东西她一件也不能收到。和父亲说着电话小林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,河北、黑龙江、吉林、北京大兴逐一发生了疫情。为了防控疫情,全国各地开始防控返乡人员,各个地方要求不一样,有的要7天内的核酸检测,有段时间,一些地方宣布从低风险返乡要隔离14天。
“2021大概率没有春运了。”小林想。
“你想好那天怎么过了吗?”,父亲问。
“没想好。”
“我替你想想。”
父亲说:或者你可以辞职回来,不走了。生长在家,家永远不会亏待你。
 
芦生不像小林,没有那些凄凄切切的情绪。预感到2021年的春节不能回家,他第一反应是——省了一大笔钱。
芦生是广西贺州人。从北京到贺州两千多公里,自驾不堵车的情况下要三十个小时。2008年到北京上大学后,芦生每年春节回家要走一条漫长的路,先从北京买火车硬座到桂林,236块钱的普快车车票,路上耗时27小时。到桂林后坐大巴,到贺州4个小时,车费100块。
芦生家在贺州八步区铺门镇的小村里,要再坐两小时的小巴才能到。这条路极其难走,水泥路面早被运输货车压坏,两小时车程摇晃下来,芦生的身子骨几乎要跌散架。
几年后,北京到桂林的高铁开通了,二等座10小时30分钟,809块。芦生偶尔看一眼机票,想着有没有可能捡漏。但大多情况下,春节的航班价格看不得。
由此一来,回家对芦来说可望难可即。
芦生的老家贺州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城市。它在广西历史悠久,但芦生想不起太有意思的事,甚至没有哪个历史名人可以拎出来代言。芦生记得老家边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甘蔗田,甘蔗长起来把房子都淹没了,收割的时候酱红的身杆儿长得像树林一样茂盛,奶奶一天要去看好几次。
年轻时候,芦生奶奶种甘蔗很得力,靠着那片甘蔗田,前后养活了7个孩子,后来又养活了芦生。
芦生还有两个弟弟,光靠奶奶的甘蔗地不够了,父亲母亲因此很早就去了广东务工。很多年里,芦生就是新闻报道里的留守儿童,好几年见不了父母一次。小时候芦生盼望过年,因为父亲母亲可能会回来,他总是在寒假前就开始等父亲的电话。
大多数时候芦生都会失望。父亲总在电话里说:回不来,路途太远,车费贵。他要挣钱供他们读书。
父亲的话,芦生二十年后在从北京到桂林的火车上才明白。
远,是真的远,贵,是真的贵。
芦生一家几代都靠勤奋和努力维持温饱,这些钱能省就省了。不回家过年,父亲省去的还有另一笔“难以启齿”的费用——每年要给老人小孩、给亲戚们发的钱。
芦笙算过一笔账。每年春节回去,他要给奶奶一千块,给爷爷一千块,这是不能省的。芦生下头两个弟弟,最小的在读书,作为已经工作的大哥,他要时不时接济他。老二读书少,结婚了,却没有正经工作。每逢芦生过年回来,老二总是向芦生“借”钱,四百五百,一千两千,借完老二总说下次还。芦生还没等来他说的“下次”。
芦生开始工作几年后,父亲母亲年纪大了,回贺州老家琢磨生计。父亲首先要把老房子重新修葺,芦生理所应当支持父亲。父亲后来想创业,想在村里养十来头黄牛,这需要不菲的起步资金,那一年,父亲在年夜饭桌上向芦生“借”了六万块。对芦生来说,那是笔数目不小的钱款。
今年芦生32岁,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当编辑。在行业内,编辑,尤其文学编辑被形容为“用爱发电”。他们领着微薄的薪资,输出的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梦想。芦生工作第一年,薪水扣除五险一金不到四千,后来去了大型出版社,挣的钱才勉强够寸土寸金的北京养活自己。
曾经,芦生以为用普鲁斯特一样的文学梦养活自己就可以了。那顿年夜饭上发生的事,才让他发现生活与文学相差甚远。
他感谢疫情,不回家过年能省下好大一笔钱。芦生省下了来回的路费,省下打发给亲戚小孩的,给不争气的老二的,甚至是给父亲母亲和奶奶的钱。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孝道,但芦生理智考虑,他需要这么做。
早在疫情之前,芦生就在北京过过年。
那一年他在出版社工作到春节前最后一天,同事大多回去了,下班后,芦生在社里头翻开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。翻着看着,他突然觉得这本书叫《异乡人》更加合适。白先勇在台北写广西,才有《台北人》,在广西写广西,顶多只能算一些散文杂记。
在中国最喜庆的节日里,芦生在北京感受到清冷和孤寂。芦生想起,在贺州老家,除夕晚上过了十二点就开始放鞭炮,远近十里劈里啪啦响个不停。北京这么喧嚣的城市,三十晚上冷静得如同鬼魅。
芦生谈不上喜欢城市,又不能逃离城市,他的梦想是将来在桂林买一套房子。不过为此他还要在北京工作多少年呢?编辑的工作、文学的梦想是否支撑的起芦生一套房子的首付?他开始思考。
芦生又想起来北京前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,像莫言一样。山东高密那片红高粱孕育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,芦生没那么大的野心,但他曾经想过,也许贺州老家的那片红甘蔗,能让他文思泉涌,写出另一个九儿的故事。
来北京这些年,那些曾经关于文学的梦想还在吗?
不在了。
早在第一次过年不回家的时候,芦生的梦想就悄然变了。
(责任编辑:副主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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